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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修养决定医治效果?从小说看中国古人如何认知疾病

时间:2020-03-08 12:42来源:网络整理
但小孩之所以不得不偷换概念,是因为他无法反驳当时社会的一个共识,即认为君子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,是能够抵

  近日,因新冠病毒肺炎爆发,其病毒源被追溯到野生动物,所以连《红楼梦》的吃野味和小说人物的得病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。虽然从学者对《红楼梦》相关内容的梳理中,看不出小说写人吃野味和得病有什么关联,但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另一个更普遍的关联性问题的思考。

 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,有关人的患病和医治方面的书写,常常不是一个纯粹的病理学或者医学治疗问题,而是跟人的道德修养问题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。

  早期的志人小说《世说新语》“言语”篇就提到,西晋有一小孩因父亲得疟疾,出门求药时,有人就很不友好地讽刺其父说:像这样道德高尚的君子(“明德君子”),何以也会患上这样的恶病?小孩反应很快,回答说:专门来祸害君子的,所以称为恶病呀!虽然这样的回答相当机智,堪称教科书式的,但细究起来,该儿童的回答,属于偷换概念,是把对君子的认定转换成了对疾病的认定问题。但小孩之所以不得不偷换概念,是因为他无法反驳当时社会的一个共识,即认为君子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,是能够抵御疾病侵袭的。

  随着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,古时的人们已习惯于认为,个人的道德有亏不但会让疾病侵袭自身,也会影响自己的孩子。反过来说,凭借人的道德修养,也可以对疾病产生神秘的治愈力量。当时的志怪小说《宣验记》中有一篇,就颇具代表性。小说写道:

  国周氏有三子,并喑不能言。一日,有人来乞饮,闻之儿声,问之,具以实对。客曰:“君有罪过,可还思之。”周异其言,知非常人。良久乃云:“都不忆有罪过。”客曰:“试更思幼时事。”入内,食倾,出曰:“记小儿时,当床有燕巢,中有三子,母还哺之,辄出取食,屋下举手得及;指内巢中,燕子亦出口承受。及取三蒺藜,各与之吞,既皆死。母还,不见子,悲鸣而去,恒自悔责。”客变为道人之容曰:“君既自知悔,罪今除矣!”便闻其言语周正,即不见道人。

  这里,叙述周氏三个儿子天生哑疾的病因,完全是冥冥之神对周氏幼年时代杀生行为的惩戒,而一旦周氏有了悔过之意,孩子的疾病无需医治,立马得以病愈。宗教道德原则虽然在小说里起着支配作用,但也不能忽视不同生命体所处认知结构的层次差异所发生的作用。由于燕子、周氏和道人分属于认知世界的三个不同层面,所以,周氏能轻而易举蒙骗燕子吞下蒺藜,却不能理解自己的三个儿子何以会得哑疾。只是当高于他认知水平的道人来启发他时,才把他的认知提到了新水平,并使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诚的悔意。也就是说,只有周氏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更深远后果时,燕子相对于人而言的认知局限就不再是一种局限,而人也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提到了得道之人的高度。小说表明了,所谓的三个层面的认知水平差异,实质上都取决于中间层面的人的所作所为,由人的认知冲突而发展出的情节冲突,才构成了艺术的动人力量。

  这样,小说提示笔下人物的行为有着他所无法预知的后果,让人对自然万物心存道德的敬畏,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广泛的隐喻价值。

  当然,即便这篇小说的价值可以在隐喻层面得到理解,我们也不能忽视,其情节展开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缺憾,即关于人的生命体的自然机制被基本略过,疾病问题完全与人的宗教道德关联起来,说明这样一种艺术视域,虽然有超越生命体作用的更开阔思考,但恰恰因为这种超越对道德力量过于强调,忽略了对生命机制本身的书写,所以这样的超越性思考,还是过于简单和粗糙的,且不说其中的神秘色彩也会削弱道德的说服力。

  相比之下,《红楼梦》有关医病的书写就远为全面而深入。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洋洋百万字的篇幅,为展示人物的全景生活提供了可能;另一方面,也是作者对医病和道德的关联性问题认识得更为辩证了。

  比如小说开始部分写贾瑞病死,这固然是因为受了王熙凤的屡次捉弄,导致风寒入骨,一病不起,但也跟其自身为人不知检点、不能节制欲望有直接关系。“风月宝鉴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,对世人的道德修养起着劝诫作用。而接下来连续写秦可卿、秦钟的夭亡,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意思,特别是写秦可卿与贾珍的行为,暗示他们间可能的道德乱伦,曾是红学界研究的一个专题。但直接或者间接暗示人的道德修养与疾病的关联性,仅仅是《红楼梦》书写的一个方面,是作者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顺应。更重要的是,作者还以另一副笔墨,对这种关联有意作了切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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